西方為什麼老是要咒香港「死」？
发表于 ： 2020-06-15 10:26:43
日前，香港特區政府舉辦《基本法》頒佈30周年網上研討會。國務院港澳辦常務副主任張曉明出席研討會，並就《基本法》、「一國兩制」和國家安全課題發表主題演講。這次講話「乾貨」滿滿，信息量巨大。
張曉明表示，這次演講他斗膽講了許多直言不諱的話，現在已經到了「『打開窗戶說亮話』、一語道破的時候了」。「只有把香港問題的本質點破、說透，不諱疾忌醫，敢於直面所存在的主要矛盾和問題，才有可能找到正確的根治的辦法。」
香港，一個經常西方被詛咒的城市
張曉明表示，他注意到這段時間香港社會對港區國安法「決定」的各種反應，反對者聲稱「香港已沒有高度自治」，「『一國兩制』名存實亡」，「『一國一制』已經來臨」。事實上，除了香港反對派，一些西方政客、媒體也在國際輿論場上不斷哀嚎，表示「『一國兩制』已死」、「香港已死」。
《大西洋》月刊（The Atlantic）發表了題為「香港的終結」（The End of Hong Kong）的文章，末代港督彭定康也發表了《香港的孤獨之死》（The Lonesome Death of Hong Kong）。早前，美國國務卿蓬佩奧亦聲稱指香港的「高度自治」已死。在美國各地爆發嚴重騷亂、自身難保的情況下，美國總統特朗普在當地時間5月29日舉行記者會，就「港區國安法」制裁中國發表演說。特朗普在演說中指責香港已由「一國兩制」變成「一國一制」，變相宣布「一國兩制」已死。
我們不難聽到「香港XX已死」，不論是香港的樂壇、電影、足球、司法，以至高度自治、「一國兩制」，及香港本身，都經常被人宣布死亡。 1993年，Robert Cottrell出版了名為「香港終結」（The End of Hong Kong）的書。1995年夏，《財富》雜誌封面就以「香港之死」為題，認為香港回歸後會變得更差（雖然2007年它改口說香港還未死）。
此後每次香港出現大事，西方媒體就會宣布香港死亡，不論是2003年的基本法23條立法，還是高鐵站的「一地兩檢」爭議。2016年，美國《華爾街日報》發表專題報導，題為「一個時代正在香港終結」（An Era in Hong Kong is Ending）。難怪，有人笑言，香港是個不斷被西方詛咒的城市。「和平演變」的幻想
筆者認為，張曉明這次講話最突出之處，在於將香港現在的主要問題定性為政治問題，直接戳破香港內外反華反共勢力的「陽謀」：「他們企圖把香港變成一個獨立或半獨立的政治實體，變成一個反華反共的橋頭堡，變成外部勢力一枚牽制和遏制中國發展的棋子。他們的目標，不只是要搞亂香港，在香港奪權變天，而且要推翻國家政權，顛覆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不是有人在公開發表的文章中叫嚷，要讓香港成為嵌進中國內部的「特洛伊木馬」嗎？不是有人誓言要「為美國而戰」嗎？美國國務卿蓬佩奧5月底發表的聲明不是還透露說「美國一度希望自由和繁榮的香港能夠為威權中國提供榜樣」嗎？所以，我上面講的判斷並不是我們的臆測，而是他們真實的妄想。」
張曉明指出，「這是影響『一國兩制』全面準確實施和香港保持長期繁榮穩定的主要矛盾，香港社會政治生活中的亂象和一些社會矛盾的激化，都是由這個主要矛盾決定的」。
當然，中央一直清楚西方的「和平演變」戰略。鄧小平早已提醒：「西方國家正在打一場沒有硝煙的第三次世界大戰。所謂沒有硝煙，就是要社會主義國家和平演變。」「要提防有人把香港變成一個在『民主』的幌子下反對大陸的基地。」
修例風波期間，習近平主席在9月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中青年幹部培訓班開班式上發表重要講話，其中多次強調「鬥爭」，並點出了「港澳台工作」是重大鬥爭的領域之一，而且越來越複雜。10月，港澳辦發言人楊光更直言修例風波「已經完全變質」，「正在外部勢力的插手干預下演變為一場『港版顏色革命』」。不過，由中央官員公開地、直接把西方反華反共勢力利用香港對中國實施「和平演變」的戰略完完整整地揭露出來，是過往比較少見的。
事實上，自中華人民共和國誕生以來，西方從來沒有一刻停止過思考如何支配她。在1949年7月20日致杜魯門總統的信中，時任美國國務卿艾奇遜就曾主張鼓勵中國的「民主個人主義」者重新起來，再顯身手。不過，真正將「和平演變」作為一種戰略提出的，是時任美國國務卿杜勒斯。杜勒斯於1953年1月15日在國會的證詞中，明確指出要用「非戰爭的方法」即用「和平的手段取勝」，主張促進社會主義國家發生「演進性的變化」，不斷對中國進行意識形態、宗教和文化等各種滲透。
根據學者葉霖的資料，五十年代，新中國的成立逼使美國將原本設在內地的情報機構轉移到香港，美國駐港總領事館便成為了間諜活動的掩護中心。領事館工作人員數量大幅增加，並設有完整的華府各部門的代表辦事處。六十年代，香港作為美國情報監聽站和收集中心的作用大大增加。
另外，由於地理位置的便利，香港成為美國試圖影響內地的宣傳基地，以及與在內地活動的反共勢力的聯絡點，向國民黨殘餘勢力及所謂第三勢力提供物資援助。
因此，西方陣營一開始就以「和平演變」戰略去看「一國兩制」。學者劉兆佳指出，西方陣營支持「一國兩制」的意圖非常明顯，就是希望香港在回歸後能夠發揮影響，促使中國走「和平演變」道路，令中國步上西方發展模式，成為帝國主義的附庸，從而徹底消除中國對西方的長遠威脅。即使中國主張「和平發展」，但作為社會主義國家，中國的存在始終是帝國主義心裏的一根刺，更何況當時中國展現出經濟高速發展的巨大潛力。
基於種種考慮，回歸後23年，《基本法》只是規定了港府應自行為國家安全立法的責任，而沒有直接為香港製定國家安全法律，那些與維護國家安全相關的原有本地法律（例如《刑事罪行條例》的叛逆、煽惑叛變、煽惑離叛、煽動意圖等罪行）也幾乎沒有被動用過。
因此，香港仍舊是情報中心，甚至被戲稱為「國際間諜天堂」。美國駐港總領事館依舊維持那異常多的工作人員及龐大的組織架構，美國國際事務民主協會（NDI）、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NED）及其他一些非政府組織與香港反對派相勾結，長期打着擦邊球，以「反共不反中」的名義，組織及煽動亂港活動。
此外，西方反華勢力還在香港組織顛覆內地的活動。根據大公報報導，NDI紮根香港中文大學的港美中心（Hong Kong-Amercia Center），曾在港舉辦內地婦女培訓營，鼓動內地學員學習中東地區的婦女推翻政權。
另外，早前被控聚眾擾亂社會秩序的番禺打工族字處理服務部主任曾飛洋，以「免費維權」為幌子、長期接受境外組織資助、在境內插手勞資糾紛事件，嚴重擾亂社會秩序。
根據新華社報導，從2010年起，香港一家勞工組織每年向「服務部」提供70餘萬元「活動經費」，並負責發放曾飛洋的工資。相對應的，曾飛洋需要每月向其提交財務報表，並定期做出工作報告。由此可見，有些香港組織正不斷向內地的顛覆活動提供資金。當然，這些事例只是冰山一角。
然而，中國的發展明顯令西方陣營非常失望，他們無法驅使中國走上西方資本主義道路，無法令中國變成由帝國主義控制的附庸國家。沈逸先生的文章，就從美國政府早前發表題為「美利堅合眾國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戰略路徑」的階段性工作報告中，發現美國已正式承認在中國推動「和平演變」的戰略失敗了。「一國兩制」的關鍵在於平衡
事實上，「一國兩制」是一個矛盾統一體。「一國」本身當然是不容讓步的底線，但假如將人們對「一國兩制」的看法形象化，它就像一個天平，保持着相對的平衡。不過，它並非處於靜止狀態，會按各方的力量對比而變化，向兩邊不斷搖擺。
現在看來，回歸後23年的發展，明顯地天平是向一方嚴重傾斜，而單靠港府及愛國陣營的力量並不足以維持平衡，「佔中」、「旺角事件」與「修例風波」等近年來一連串事件的爆發，甚至顯示出已存在令整個天平翻側的危險，漸趨極端化的民意基本盤亦不斷加深這種危險性。在如此惡劣的情況下，中央才決定親自出手，在另一方的秤盤加上更重的砝碼，讓天平回復平衡。
然而，在西方看來，「一國兩制」「理應」是由他們占絕對主導，利用香港來加強對中國的支配。中央一切為維持平衡而作出的干預，都會被他們視為破壞「一國兩制」，以至中國一切為爭取國際地位平等而作出的嘗試，都會被西方視為破壞世界「秩序」。於是，特朗普急忙為香港發「訃文」，說香港已由「一國兩制」變成「一國一制」，因為在西方眼中，一直妄想用作顛覆中國的基地的香港，將會隨中央立法禁止外國和境外勢力干預香港事務而發生重大改變。
從來只有希望中國不安全的人，才會反對中國為維護國家安全立法。什麼「人權」「自由」都只是幌子。
中西各自的「憂鬱」
從這個角度看，我們才能理解特朗普演辭中那段煽情的文字。特朗普說：
「二十多年前，在1997年的一個雨夜，英國士兵在香港把英國旗徐徐降下，而中國士兵則緩媛升起中國旗。那時，香港人同時為自己的中國傳統及獨特的香港身份感到自豪。
當時，香港人希望在未來的漫長歲月里，中國會變得愈來愈像，它這座最活力四射及生機勃勃的城市。曾讓舉世振奮的是，人們樂觀地認為，香港可以成為中國未來的願景，而非中國過去的倒影。」
撇除一些誇張的地方，他確實表達了美國作為西方陣營老大所感到的憂鬱，在一定程度上也回應了彭定康當年在添馬艦發表的告別演講。在告別演講中，彭定康提到：
「我深信，只要香港人堅守他們一向珍視的價值觀，香港的前途必定越來越光明。香港的價值觀正面積極，放諸四海而皆準。這些價值觀也是亞洲以至其他地區未來的價值觀。在明日的世界裏，一個歡迎快樂、民生富足、充滿信心和安定繁榮的社會，必定像今日的香港一樣，是一個能夠恰當地把政治自由和經濟自由加以融合的社會。……我剛才提到，對一些人來說，今晚的慶典難免夾雜了絲絲愁緒。臨別依依，我和我的家人，以及其他即將告別香江的人，心中都帶着離別的傷感。」
從以上彭定康的演講，以及在回歸交接儀式上查爾斯王子那無奈又黯然神傷的表情，我們能感受到老殖民主義者那種極不情願放棄香港這顆「東方之珠」，但又無可奈何要把它交給中國的感覺。既然回歸既成事實，他們唯有寄望，香港回歸中國以後，能夠繼續影響中國，使中國走上西方資本主義的政治及經濟發展道路，真正做到他們理想的「一國一制」。學者強世功談論香港時，曾經提到「中國的憂鬱」這個概念。他指出：
「中國的憂鬱就在於中國人即使在最為困頓的時代，內心中從來沒有放棄過對文明中心的高貴追求，從來沒有放棄過對天下的思考，可在實際政治環境中卻不得不淪為被支配的邊緣地帶，難以為自己的生存方式進行辯護，由此產生難以釋懷的憂鬱。」
可見，這種憂鬱感，是中國在對外部資本主義世界體系屈從與抵抗的融入過程中，作為被壓迫者而產生出來的。這種憂鬱感最極端的表現充分反映在1980年代公共知識分子身上，形成了一種極度自卑的心態。當時的《河殤》，正是將中華傳統的「黃土文明」說得一文不值，將西方說成是「蔚藍色海洋文明」，並倡言中國必須毫無保留揚棄自己，徹底皈依後者：「黃河命定要穿過黃土高原，黃河最終要匯入蔚藍色的大海。」
然而，西方同樣有種憂鬱的情緒。西方作為壓迫者，主導着世界體系，自然認為自己那套文明是唯一且至高無上的，其他所有國家理應受他們支配，尤其是中國。中國越衰弱，越被他們所支配，西方就越輕鬆。相反，中國越強大，越能擺脫在全球政治和文化中被支配的邊緣位置，西方就越憂鬱。這是中國的成長過程，及其與西方的關係及力量對比的變化過程。可見，西方的憂鬱與中國的憂鬱，存在着此消彼長的關係。也可以說，西方的一部分「快樂」是建築在中國的痛苦身上。
然而，「和平演變」的落空，無疑加深了西方的憂鬱。因此，特朗普與老殖民主義者彭定康兩人的感受是相同的，而這種憂鬱的根源正是西方已認識到無法透過「和平演變」戰略來支配中國。
中國擺脫憂鬱的一步
在上篇文章中，筆者曾提過，香港「去殖民化」就是國家主權建構問題。因此，香港「去殖民化」的意義，就在於使香港由西方陣營的一員轉變成中國的一部分，這不只是名義上法律地位的轉變（不只是由英國殖民地變成中國領土），而是實際上由誰行使主權權力的政治問題。
然而，鄭永年教授認為，「就英國對香港的影響來說，在很大程度上，九七回歸之後，香港只是從一個英國的『直接殖民地』轉變成為英國的『間接殖民地』。除了一些文字變化和字面文章（甚至包括《基本法》），九七回歸之時，香港什麼都沒有改變，照單全收。回歸之後，沒有發生任何重大的變化（尤其是制度上的變化）來體現港人自治、或者中國主權。」
從中央多次對香港教育作出未「去殖民化」的批評，到多次提出要解決香港的深層次問題，再到現在制定「港區國安法」，種種行動已經顯示出中央行使主權權力，以撥亂反正、維持「一國兩制」平衡的決心。
張曉明表示，「香港反對派和激進分離勢力把中央和特區政府的剋制忍讓當作軟弱可欺，做得太過分了！」全國政協副主席、國務院港澳辦主任夏寶龍早前會見全體港區全國政協委員時亦表示，中央已忍了很久，準備好抗擊外部勢力的干預。中央的強硬態度，表明中國已受夠那種由克制忍讓產生的憂鬱感，就像列寧所言：
「我們已經清楚地看到我們這裡形成的局勢，我們可以十分堅定地說，我們已經可以停止而且正在停止我們所開始的退卻。夠了，我們不再作任何讓步了！夠了。我們不再後退了，我們要做的是正確地展開和部署我們的力量。」
如強世功所言，既然香港問題的癥結所在，恰恰是近代以來中國的憂鬱所在，那麼，中央出手解決香港問題，正是中國嘗試擺脫這種憂鬱的重要一步。
從張曉明引述鄭永年教授的「二次回歸」命題來看，這象徵著中央將用實質性主權權力來回答「誰主香港？」這個問題，同時象徵著香港的「去殖民化」，即「二次回歸」到祖國的進程正式展開。
當然，我們不應幻想西方陣營會就此罷休，他們不會那麼輕易放棄香港這個橋頭堡。尤其是當「和平演變」幻滅，中西方力量對比轉變下，西方強烈的不安感及憂鬱感將驅使他們採取更強硬的手段去打擊中國。如何應對西方的反撲，將會是中國要面對的強大挑戰。
是時候思考2047年了
至於「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以至香港的「生死」，從來只有包括香港居民在內的全體中國人民有資格判斷，外國和境外勢力沒有資格說三道四。張曉明特別提到：「我還注意到，香港社會不少人已在展望2047年後『一國兩制』的前途命運，我們確實要考慮一下，香港拿什麼樣的記錄來獲得屆時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及其代表的全國人民的新的授權呢？」這是港人必須思考但從未認真思考的問題。對目光短視的港人來說，2047年太遙遠了。
然而，張曉明這番話提醒了港人，再不能一句「到時再算」就把問題忘掉，也不能簡單地因鄧公說過「五十年以後也不會變」就把問題拋諸腦後，誤以為「一國兩制」如何變形走樣，中央也必然會照單全收去延續它。這種想法完全忽略了中央是一個向人民負責的政府，需要充分考慮「一國兩制」是否有利於人民的利益來決定延續與否。因此，香港社會有多大程度珍惜、維護及全面準確實施「一國兩制」，成功維持香港的繁榮及穩定，將會直接影響中央對2047年後是否繼續實施「一國兩制」的信心及決心。
張曉明表示，這次演講他斗膽講了許多直言不諱的話，現在已經到了「『打開窗戶說亮話』、一語道破的時候了」。「只有把香港問題的本質點破、說透，不諱疾忌醫，敢於直面所存在的主要矛盾和問題，才有可能找到正確的根治的辦法。」
香港，一個經常西方被詛咒的城市
張曉明表示，他注意到這段時間香港社會對港區國安法「決定」的各種反應，反對者聲稱「香港已沒有高度自治」，「『一國兩制』名存實亡」，「『一國一制』已經來臨」。事實上，除了香港反對派，一些西方政客、媒體也在國際輿論場上不斷哀嚎，表示「『一國兩制』已死」、「香港已死」。
《大西洋》月刊（The Atlantic）發表了題為「香港的終結」（The End of Hong Kong）的文章，末代港督彭定康也發表了《香港的孤獨之死》（The Lonesome Death of Hong Kong）。早前，美國國務卿蓬佩奧亦聲稱指香港的「高度自治」已死。在美國各地爆發嚴重騷亂、自身難保的情況下，美國總統特朗普在當地時間5月29日舉行記者會，就「港區國安法」制裁中國發表演說。特朗普在演說中指責香港已由「一國兩制」變成「一國一制」，變相宣布「一國兩制」已死。
我們不難聽到「香港XX已死」，不論是香港的樂壇、電影、足球、司法，以至高度自治、「一國兩制」，及香港本身，都經常被人宣布死亡。 1993年，Robert Cottrell出版了名為「香港終結」（The End of Hong Kong）的書。1995年夏，《財富》雜誌封面就以「香港之死」為題，認為香港回歸後會變得更差（雖然2007年它改口說香港還未死）。
此後每次香港出現大事，西方媒體就會宣布香港死亡，不論是2003年的基本法23條立法，還是高鐵站的「一地兩檢」爭議。2016年，美國《華爾街日報》發表專題報導，題為「一個時代正在香港終結」（An Era in Hong Kong is Ending）。難怪，有人笑言，香港是個不斷被西方詛咒的城市。「和平演變」的幻想
筆者認為，張曉明這次講話最突出之處，在於將香港現在的主要問題定性為政治問題，直接戳破香港內外反華反共勢力的「陽謀」：「他們企圖把香港變成一個獨立或半獨立的政治實體，變成一個反華反共的橋頭堡，變成外部勢力一枚牽制和遏制中國發展的棋子。他們的目標，不只是要搞亂香港，在香港奪權變天，而且要推翻國家政權，顛覆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不是有人在公開發表的文章中叫嚷，要讓香港成為嵌進中國內部的「特洛伊木馬」嗎？不是有人誓言要「為美國而戰」嗎？美國國務卿蓬佩奧5月底發表的聲明不是還透露說「美國一度希望自由和繁榮的香港能夠為威權中國提供榜樣」嗎？所以，我上面講的判斷並不是我們的臆測，而是他們真實的妄想。」
張曉明指出，「這是影響『一國兩制』全面準確實施和香港保持長期繁榮穩定的主要矛盾，香港社會政治生活中的亂象和一些社會矛盾的激化，都是由這個主要矛盾決定的」。
當然，中央一直清楚西方的「和平演變」戰略。鄧小平早已提醒：「西方國家正在打一場沒有硝煙的第三次世界大戰。所謂沒有硝煙，就是要社會主義國家和平演變。」「要提防有人把香港變成一個在『民主』的幌子下反對大陸的基地。」
修例風波期間，習近平主席在9月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中青年幹部培訓班開班式上發表重要講話，其中多次強調「鬥爭」，並點出了「港澳台工作」是重大鬥爭的領域之一，而且越來越複雜。10月，港澳辦發言人楊光更直言修例風波「已經完全變質」，「正在外部勢力的插手干預下演變為一場『港版顏色革命』」。不過，由中央官員公開地、直接把西方反華反共勢力利用香港對中國實施「和平演變」的戰略完完整整地揭露出來，是過往比較少見的。
事實上，自中華人民共和國誕生以來，西方從來沒有一刻停止過思考如何支配她。在1949年7月20日致杜魯門總統的信中，時任美國國務卿艾奇遜就曾主張鼓勵中國的「民主個人主義」者重新起來，再顯身手。不過，真正將「和平演變」作為一種戰略提出的，是時任美國國務卿杜勒斯。杜勒斯於1953年1月15日在國會的證詞中，明確指出要用「非戰爭的方法」即用「和平的手段取勝」，主張促進社會主義國家發生「演進性的變化」，不斷對中國進行意識形態、宗教和文化等各種滲透。
根據學者葉霖的資料，五十年代，新中國的成立逼使美國將原本設在內地的情報機構轉移到香港，美國駐港總領事館便成為了間諜活動的掩護中心。領事館工作人員數量大幅增加，並設有完整的華府各部門的代表辦事處。六十年代，香港作為美國情報監聽站和收集中心的作用大大增加。
另外，由於地理位置的便利，香港成為美國試圖影響內地的宣傳基地，以及與在內地活動的反共勢力的聯絡點，向國民黨殘餘勢力及所謂第三勢力提供物資援助。
因此，西方陣營一開始就以「和平演變」戰略去看「一國兩制」。學者劉兆佳指出，西方陣營支持「一國兩制」的意圖非常明顯，就是希望香港在回歸後能夠發揮影響，促使中國走「和平演變」道路，令中國步上西方發展模式，成為帝國主義的附庸，從而徹底消除中國對西方的長遠威脅。即使中國主張「和平發展」，但作為社會主義國家，中國的存在始終是帝國主義心裏的一根刺，更何況當時中國展現出經濟高速發展的巨大潛力。
基於種種考慮，回歸後23年，《基本法》只是規定了港府應自行為國家安全立法的責任，而沒有直接為香港製定國家安全法律，那些與維護國家安全相關的原有本地法律（例如《刑事罪行條例》的叛逆、煽惑叛變、煽惑離叛、煽動意圖等罪行）也幾乎沒有被動用過。
因此，香港仍舊是情報中心，甚至被戲稱為「國際間諜天堂」。美國駐港總領事館依舊維持那異常多的工作人員及龐大的組織架構，美國國際事務民主協會（NDI）、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NED）及其他一些非政府組織與香港反對派相勾結，長期打着擦邊球，以「反共不反中」的名義，組織及煽動亂港活動。
此外，西方反華勢力還在香港組織顛覆內地的活動。根據大公報報導，NDI紮根香港中文大學的港美中心（Hong Kong-Amercia Center），曾在港舉辦內地婦女培訓營，鼓動內地學員學習中東地區的婦女推翻政權。
另外，早前被控聚眾擾亂社會秩序的番禺打工族字處理服務部主任曾飛洋，以「免費維權」為幌子、長期接受境外組織資助、在境內插手勞資糾紛事件，嚴重擾亂社會秩序。
根據新華社報導，從2010年起，香港一家勞工組織每年向「服務部」提供70餘萬元「活動經費」，並負責發放曾飛洋的工資。相對應的，曾飛洋需要每月向其提交財務報表，並定期做出工作報告。由此可見，有些香港組織正不斷向內地的顛覆活動提供資金。當然，這些事例只是冰山一角。
然而，中國的發展明顯令西方陣營非常失望，他們無法驅使中國走上西方資本主義道路，無法令中國變成由帝國主義控制的附庸國家。沈逸先生的文章，就從美國政府早前發表題為「美利堅合眾國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戰略路徑」的階段性工作報告中，發現美國已正式承認在中國推動「和平演變」的戰略失敗了。「一國兩制」的關鍵在於平衡
事實上，「一國兩制」是一個矛盾統一體。「一國」本身當然是不容讓步的底線，但假如將人們對「一國兩制」的看法形象化，它就像一個天平，保持着相對的平衡。不過，它並非處於靜止狀態，會按各方的力量對比而變化，向兩邊不斷搖擺。
現在看來，回歸後23年的發展，明顯地天平是向一方嚴重傾斜，而單靠港府及愛國陣營的力量並不足以維持平衡，「佔中」、「旺角事件」與「修例風波」等近年來一連串事件的爆發，甚至顯示出已存在令整個天平翻側的危險，漸趨極端化的民意基本盤亦不斷加深這種危險性。在如此惡劣的情況下，中央才決定親自出手，在另一方的秤盤加上更重的砝碼，讓天平回復平衡。
然而，在西方看來，「一國兩制」「理應」是由他們占絕對主導，利用香港來加強對中國的支配。中央一切為維持平衡而作出的干預，都會被他們視為破壞「一國兩制」，以至中國一切為爭取國際地位平等而作出的嘗試，都會被西方視為破壞世界「秩序」。於是，特朗普急忙為香港發「訃文」，說香港已由「一國兩制」變成「一國一制」，因為在西方眼中，一直妄想用作顛覆中國的基地的香港，將會隨中央立法禁止外國和境外勢力干預香港事務而發生重大改變。
從來只有希望中國不安全的人，才會反對中國為維護國家安全立法。什麼「人權」「自由」都只是幌子。
中西各自的「憂鬱」
從這個角度看，我們才能理解特朗普演辭中那段煽情的文字。特朗普說：
「二十多年前，在1997年的一個雨夜，英國士兵在香港把英國旗徐徐降下，而中國士兵則緩媛升起中國旗。那時，香港人同時為自己的中國傳統及獨特的香港身份感到自豪。
當時，香港人希望在未來的漫長歲月里，中國會變得愈來愈像，它這座最活力四射及生機勃勃的城市。曾讓舉世振奮的是，人們樂觀地認為，香港可以成為中國未來的願景，而非中國過去的倒影。」
撇除一些誇張的地方，他確實表達了美國作為西方陣營老大所感到的憂鬱，在一定程度上也回應了彭定康當年在添馬艦發表的告別演講。在告別演講中，彭定康提到：
「我深信，只要香港人堅守他們一向珍視的價值觀，香港的前途必定越來越光明。香港的價值觀正面積極，放諸四海而皆準。這些價值觀也是亞洲以至其他地區未來的價值觀。在明日的世界裏，一個歡迎快樂、民生富足、充滿信心和安定繁榮的社會，必定像今日的香港一樣，是一個能夠恰當地把政治自由和經濟自由加以融合的社會。……我剛才提到，對一些人來說，今晚的慶典難免夾雜了絲絲愁緒。臨別依依，我和我的家人，以及其他即將告別香江的人，心中都帶着離別的傷感。」
從以上彭定康的演講，以及在回歸交接儀式上查爾斯王子那無奈又黯然神傷的表情，我們能感受到老殖民主義者那種極不情願放棄香港這顆「東方之珠」，但又無可奈何要把它交給中國的感覺。既然回歸既成事實，他們唯有寄望，香港回歸中國以後，能夠繼續影響中國，使中國走上西方資本主義的政治及經濟發展道路，真正做到他們理想的「一國一制」。學者強世功談論香港時，曾經提到「中國的憂鬱」這個概念。他指出：
「中國的憂鬱就在於中國人即使在最為困頓的時代，內心中從來沒有放棄過對文明中心的高貴追求，從來沒有放棄過對天下的思考，可在實際政治環境中卻不得不淪為被支配的邊緣地帶，難以為自己的生存方式進行辯護，由此產生難以釋懷的憂鬱。」
可見，這種憂鬱感，是中國在對外部資本主義世界體系屈從與抵抗的融入過程中，作為被壓迫者而產生出來的。這種憂鬱感最極端的表現充分反映在1980年代公共知識分子身上，形成了一種極度自卑的心態。當時的《河殤》，正是將中華傳統的「黃土文明」說得一文不值，將西方說成是「蔚藍色海洋文明」，並倡言中國必須毫無保留揚棄自己，徹底皈依後者：「黃河命定要穿過黃土高原，黃河最終要匯入蔚藍色的大海。」
然而，西方同樣有種憂鬱的情緒。西方作為壓迫者，主導着世界體系，自然認為自己那套文明是唯一且至高無上的，其他所有國家理應受他們支配，尤其是中國。中國越衰弱，越被他們所支配，西方就越輕鬆。相反，中國越強大，越能擺脫在全球政治和文化中被支配的邊緣位置，西方就越憂鬱。這是中國的成長過程，及其與西方的關係及力量對比的變化過程。可見，西方的憂鬱與中國的憂鬱，存在着此消彼長的關係。也可以說，西方的一部分「快樂」是建築在中國的痛苦身上。
然而，「和平演變」的落空，無疑加深了西方的憂鬱。因此，特朗普與老殖民主義者彭定康兩人的感受是相同的，而這種憂鬱的根源正是西方已認識到無法透過「和平演變」戰略來支配中國。
中國擺脫憂鬱的一步
在上篇文章中，筆者曾提過，香港「去殖民化」就是國家主權建構問題。因此，香港「去殖民化」的意義，就在於使香港由西方陣營的一員轉變成中國的一部分，這不只是名義上法律地位的轉變（不只是由英國殖民地變成中國領土），而是實際上由誰行使主權權力的政治問題。
然而，鄭永年教授認為，「就英國對香港的影響來說，在很大程度上，九七回歸之後，香港只是從一個英國的『直接殖民地』轉變成為英國的『間接殖民地』。除了一些文字變化和字面文章（甚至包括《基本法》），九七回歸之時，香港什麼都沒有改變，照單全收。回歸之後，沒有發生任何重大的變化（尤其是制度上的變化）來體現港人自治、或者中國主權。」
從中央多次對香港教育作出未「去殖民化」的批評，到多次提出要解決香港的深層次問題，再到現在制定「港區國安法」，種種行動已經顯示出中央行使主權權力，以撥亂反正、維持「一國兩制」平衡的決心。
張曉明表示，「香港反對派和激進分離勢力把中央和特區政府的剋制忍讓當作軟弱可欺，做得太過分了！」全國政協副主席、國務院港澳辦主任夏寶龍早前會見全體港區全國政協委員時亦表示，中央已忍了很久，準備好抗擊外部勢力的干預。中央的強硬態度，表明中國已受夠那種由克制忍讓產生的憂鬱感，就像列寧所言：
「我們已經清楚地看到我們這裡形成的局勢，我們可以十分堅定地說，我們已經可以停止而且正在停止我們所開始的退卻。夠了，我們不再作任何讓步了！夠了。我們不再後退了，我們要做的是正確地展開和部署我們的力量。」
如強世功所言，既然香港問題的癥結所在，恰恰是近代以來中國的憂鬱所在，那麼，中央出手解決香港問題，正是中國嘗試擺脫這種憂鬱的重要一步。
從張曉明引述鄭永年教授的「二次回歸」命題來看，這象徵著中央將用實質性主權權力來回答「誰主香港？」這個問題，同時象徵著香港的「去殖民化」，即「二次回歸」到祖國的進程正式展開。
當然，我們不應幻想西方陣營會就此罷休，他們不會那麼輕易放棄香港這個橋頭堡。尤其是當「和平演變」幻滅，中西方力量對比轉變下，西方強烈的不安感及憂鬱感將驅使他們採取更強硬的手段去打擊中國。如何應對西方的反撲，將會是中國要面對的強大挑戰。
是時候思考2047年了
至於「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以至香港的「生死」，從來只有包括香港居民在內的全體中國人民有資格判斷，外國和境外勢力沒有資格說三道四。張曉明特別提到：「我還注意到，香港社會不少人已在展望2047年後『一國兩制』的前途命運，我們確實要考慮一下，香港拿什麼樣的記錄來獲得屆時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及其代表的全國人民的新的授權呢？」這是港人必須思考但從未認真思考的問題。對目光短視的港人來說，2047年太遙遠了。
然而，張曉明這番話提醒了港人，再不能一句「到時再算」就把問題忘掉，也不能簡單地因鄧公說過「五十年以後也不會變」就把問題拋諸腦後，誤以為「一國兩制」如何變形走樣，中央也必然會照單全收去延續它。這種想法完全忽略了中央是一個向人民負責的政府，需要充分考慮「一國兩制」是否有利於人民的利益來決定延續與否。因此，香港社會有多大程度珍惜、維護及全面準確實施「一國兩制」，成功維持香港的繁榮及穩定，將會直接影響中央對2047年後是否繼續實施「一國兩制」的信心及決心。